宝岛见闻 – 伊的博客

宝岛台湾是一块流淌着诗篇的土地。从这里走出了琼瑶，走出了邓丽君、周华健、童安格、伊能静、周杰伦、SHE、蔡依林，林俊杰。有《外婆的澎湖湾》里荡漾的乡愁，有罗大佑的《童年》里回响的光阴，还有F4和大S在《流星花园》里编织的梦境。其中的每一个名字都承载了青春的回忆啊。今年盛夏，在完成了滇北和川西3000公里自驾、经历了各种惊心动魄的极限挑战之后，有幸踏上这片祥和的土地，一睹她的芳容。

从桃园机场出来坐轻轨车一路浏览窗外景色留下的直观感受是：1.建筑普遍残破老旧，不如大陆的新颖；2.轻轨车慢如蜗牛，远不如大陆地铁快捷；3.自动售票机居然只收纸币不收信用卡更不必说手机支付了，有点落后啊。

新台币纸钞上居然没有老蒋的头像。孙中山头像也只在100元（相当于人民币24元）低面值上出现，有点意外。

台湾人（确切来讲是台北人）看起来举止温文尔雅，跟我预先想象的一样。轻轨站下车后乘坐自动扶梯，大家整齐地排着队，上了扶梯后又齐刷刷往右靠在边上，令我心生好感。市区里有些岔路口没有设置交通灯，但大家都自觉等待缓行的汽车全部驶过以后才齐刷刷一起穿越马路，也令我很感动。我没去过日本，猜测日本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入住的是一家靠近台北车站的经济型旅馆，交通便捷、房间袖珍、设施简单，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卫生间里居然也配备能冲洗屁股的精致马桶，还能调节冲洗的部位。以往只在桃园机场见过类似的设施，现在才明白这在台湾很可能是卫生间的标配。感慨台湾人大概各方面受日本影响比较深。毕竟，马关条约之后日本在台湾潜心经营了半个世纪之久。

下榻的酒店门前似乎是教培一条街，抬头瞥见一块考试补习班醒目的牌子叫做”三元及第”，无意间触动了我的心弦：那恐怕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曾经的梦想吧，我喜欢。三元及第指的是连续考中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比起单单考中状元的难度大得不只一点。这么讲吧，考上状元好比是摸彩中了头奖，而三元及第就相当于连续三次摸彩都中了头奖。事实上，明清两朝各只有一人获此殊荣！

转了一圈，眼花缭乱。我每到一地对当地美食常有种莫名的抵触和恐惧。算了，先不着急品尝台湾美食，还是吃吉野家吧。熟悉的店面、熟悉的菜式。浅浅的一点米饭，浅浅的一点洋葱牛肉片浇日本照烧汁。价格不贵，185新台币，相当于40多元人民币，跟我在北京和上海吃过的吉野家差不多。

等到接下去的几天里熟悉了环境之后，发现台湾的美食根本就是大陆各地菜肴的翻版和改造，再炮制出一个别出心裁的名称叫做绍兴香肠、温州大馄饨这类，天知地知。反正我是从未听说过（我孤陋寡闻只知道有金华火腿、奉化杨梅和黄岩蜜桔）。真正有特色的台湾“美食”，我眼里非便当莫属了。便当其实就是盒饭。比如A、B、C三样东西，A跟B组合、A跟C组合或者B跟C组合就做成了三样不同的便当。台湾人似乎特别喜欢吃卤鸡蛋。走到哪里都有卖卤鸡蛋的店铺，各种便当里也一定都有卤鸡蛋。

台湾人对便当的热衷，我这个外省人表示难以理解。

饮食方面还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台湾人对排骨的垂青。排骨通常是炸过的，做得很酥软，跟胡歌喜欢吃的上海大排有点相像但又不完全一样。150新台币，大概30多元人民币的样子，并不贵。汤随便喝。餐馆里大家各吃各的，说话很小声，没有人喧哗。最让我感动的是各个餐馆里顾客吃完饭后都自动收拾餐具，放到指定的回收处。

有一个便当店，我看大家吃饭的时候都把骨头、鱼刺这些堆放在盒盖上。没有人把它们吐在餐桌上。吃完收拾的时候把这些骨头和鱼刺拨到垃圾桶里，然后把便当的纸盒子放在一起一个个叠起来。我完全不明白这样做的目的，我想如果要回收纸盒的话直接扔到回收桶里不就行了嘛，为什么要整整齐齐齐齐的堆叠起来呢，单单是为了节省空间，或者为了美观吗？或者纯粹是一种形式？再次感受到台湾人深受日本影响，做事循规蹈矩，习惯在细节处下功夫。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行事鲁莽，像个未受教化的野蛮人，真应该象这些湾湾们学习啊。

走在台北街头，发现将近一半的民众还戴着口罩，疫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呀。有点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这是另一件令我意外的事情。

清代文物，传说中的贞孝牌坊。

国家戏剧院建筑宏大，堪比天安门

国家音乐厅堪比故宫太和殿

总体感觉台北游客稀少。对于西方人来讲，要想一窥东方文化的奥妙，首先想到的是去日本。如果想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可以直接去中国大陆-北京、上海或者西安。所以台湾处于一个不尴不尬的位置，难以吸引海外游客。很多大陆人想去台湾看看，但目前的政策似乎是台湾只接待经过核准的大陆旅游团而不接待大陆散客，或者这仅仅只是大陆方面的相关政策，导致来自大陆的游客也很少。所以，台湾有点象是一个被游客有意无意遗忘的角落。

中正纪念堂里蒋公的铜像。他的一生，无论怎样评价，终归是为民族的进步做出过努力的。曾经有一位宁波老乡，操着一口不堪入耳的普通话（我仔细听过他的一篇原声演讲录音，有些部分连我都听不明白他究竟在说什么，真难为了当年聆听最高指示的他那些手下们），领导过全中国，多少也是件荣光的事情。老蒋麾下的重量级人物里面浙江籍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毫不夸张地讲，民国是浙江人的天下，台湾早年自然也是浙江人经营的一块宝地。国民党的一级上将里，陈诚、胡宗南、蒋鼎文、周至柔都是浙江人。二级上将汤恩伯汤司令是浙江人。后来担任过国防部长的哈佛博士俞大维是浙江人。台湾回归后的第一任主席陈仪是浙江人（陈诚和周至柔也曾先后担任过台湾省主席）。还有特务情报系统的戴笠、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毛人凤这些。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驻立在蒋公的铜像跟前，不禁有些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戚戚然。

大抵到了我等年龄，再去看待历史人物，总不屑于以成败论英雄。记得在广州参观中山纪念堂的时候，我一边观摩国父生前事迹的种种介绍，一边心里想：护法运动里那个叛变的陈炯明哪里是“坏人”呢，无非是跟孙政见不同罢了。陈认为近代中国饱受革命和战乱之苦，民生凋敝，主张休养生息，不便大动干戈。他反对北伐，认为北伐是穷兵黩武之举，将给民众带来兵连祸结的无尽灾难。这分明是悲天悯人的书生情怀啊。他倡导的联省自治，类似美国的联邦政体，其实是当时包括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部分知识阶层的共识，并非异想天开。至于是否符合国情和能否得到公众拥护，当然是另一回事。而孙中山则是大一统和暴力革命的笃行者，改组国民党后将自己打造成至高无上的领袖，要求党员绝对服从，枕戈待旦日夜催促陈炯明北伐，最终导致孙陈的决裂。孙中山逝世后，老蒋接过衣钵领导北伐。从事后来看，北伐固然是成功了，中国回归了两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中央集权的老路。但本质上来讲，北伐这件事情，无非就是岭南的军阀北上打败了各地的军阀而一统天下，正如秦灭六国。我们小时受到的教育是把历史人物一一贴上标签脸谱化：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谁是忠臣谁是奸佞、谁是英雄谁是叛徒，善恶分明。但要理解真实的历史远非给人物贴标签这么简单。

扯远了，回到老蒋。老蒋唯一的亲生孩子蒋经国竟然娶了个苏联老婆，生了几个苏联娃。这件事确实很奇怪。

老蒋年轻时还是挺帅的，虽然个子不高。

蒋介石的字很端正，真是字如其人啊。老蒋总给人一本正经的感觉，站如松坐如钟，作息很有规律，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清晨起来祷告，天天坚持写日记，饮食也清淡，非常自律。正如他的”中正”之名。相比之下，毛泽东晨昏颠倒，行事每每不合常规出其不意，既抽烟又喝酒，所以他的字也是龙飞凤舞挥洒自如，气势磅礴而富有个性和激情，跳跃着奔放的思维不落窠臼。真是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啊。

蒋介石的两辆卡迪拉克坐骑。蒋家王朝是贵族统治，所以出行当然要有贵族的行头，讲究豪华气派。贵族们高高在上，不谙民间疾苦，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因为衣食无忧，所以有品位有精神追求，能够引领社会进步。劳苦大众们只求当下饱暖，而贵族们向往诗和远方。

台北故宫看上去是北京故宫的微缩版，刻意模仿的痕迹一览无余。台北故宫的文物先是在抗战初期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后从北京运到了南京。淞沪会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这批文物又从南京历经艰险辗转运往四川躲避战火。抗战结束后又运回南京。等到内战爆发后，其中有一部分运到了台湾，颠簸流离了半个中国。但是南迁文物共有1万多箱，其中只有3千箱最终运到了台湾，所以大部分其实还是留在了大陆。

这是我仰慕已久的西周青铜重器毛公鼎，终于有幸一饱眼福。鼎壁内侧刻有500字铭文，是所有存世青铜器里铭文最多的。因为青铜器铭文一字千金，使得毛公鼎在商周青铜器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认为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大名鼎鼎的另一件西周青铜重器散氏盘，也位列台北故宫的十大镇馆之宝。散氏盘背后有着一段悲欢离合的曲折故事，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

这叫肉形玉，一块色泽和形状都很奇特的玉，人称“东坡肉”。别看不起它，它竟然也位列台北故宫的十大镇馆之宝。

可惜蜚声海内外的翠玉白菜没有出展。只看到了这个翠玉小白菜。有些排名表把翠玉白菜排到台北故宫十大镇馆之宝的榜首。我对此只能呵呵了：不就是清代一块雕琢过的石头嘛，哪有这么神奇。在我心目中毛公鼎于情于理都应当排在榜首。

台北故宫十大镇馆之宝里的其它几件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贴、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可惜都无缘一饱眼福。瞧一眼名人字画的真迹太难了。因为担心见光折寿，珍贵字画平时都锁在库房里不外展。

这翡翠屏风也算是件稀罕物。

还有这套编钟，叫做子犯龢钟。这可不是普通的编钟，器主是位列春秋五霸的晋文公重耳的舅父狐偃，赫赫有名的晋国重臣。相比之下，随州曾侯乙编钟的器主虽贵为国君，但历史上籍籍无名。骊姬之乱后，狐偃跟随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最后协助重耳回国登上王位并最终夺取霸业。所以这组青铜编钟见证了晋国最鼎盛时期的历史而意义非同寻常。这套编钟是1994年台北故宫购入的，并非当年的南迁文物。据说出自山西闻喜，应该是盗墓贼盗掘后流失海外的。整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盗墓活动极其猖獗，许多先秦大墓遭受破坏。

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真好看呀，充溢着质朴而灵动的美感，每一个字都象卡通片里的造型呼之欲出，仿佛只消吹口气就会翩跹起舞。这是为什么在历史文物里面我尤其喜爱青铜器的原因。

总体而言，台北故宫的馆藏文物不如我原先想象的那么丰富，按当下流行的网络语来讲，有点祛魅了。也可能因为大部分文物都放在库房里并不常年出展。整个台北故宫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倒不是具体的文物，而是对各类文物背景知识的详尽解释，令人叹为观止。展柜里陈列的各种解说一看就知道是领域专家撰写的文稿，非常细致深入，而不是泛泛而谈，尤其适合我这种喜欢刨根问底的人。

这张表里青铜器的器型分类演变可谓一目了然。

这是我在台北故宫经历的难忘的一幕。照片里的背景橱窗以“剑”为主题，并以屈原《九章》为例，诠释中国古代君子服剑佩玉的贵族风度。一位看上去像老师的年轻人，正在橱窗前给几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讲述孟尝君与冯谖的故事。因为故事里涉及冯谖的佩剑，正好与“君子服剑”的主题紧密相关。这个故事在《战国策》里很有名，“狡兔三窟”的成语便出于此，脍炙人口，所以引起我兴趣驻足旁听。老师讲得很生动，孩子们也听得很认真，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看着眼前这一幕我心生感慨：如果永远都能有这样一位优秀而风趣的老师，面对一群可爱的孩子娓娓道来屈原的故事，或者孟尝君与冯谖的故事，而孩子们在一旁专注聆听，时而欢笑，没有什么画面比这更加动人了。此时此刻，我清晰地见证着我们祖先的文化正在这座小岛上薪火相传……

阿里山的日月潭。日月潭面积不大，跟杭州西湖差不多。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从缆车上俯瞰日月潭

天太热，想不想吃冰精灵？

从101大厦第89层观景台俯瞰台北。101高500米，是台湾最著名的地标，2010年之前曾是世界第一高楼。在台湾这种地震多发地区建造这么高的摩天大楼要有非凡的勇气。站在观景台上远眺，中央山脉、基隆河、淡水河入海口、阳明山、圆山饭店、桃园一览无余。

101大厦里安装的巨大减震阻尼器

去第101层空中花园摆拍照张相？

101大厦里的就餐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从不同角度观看台北101

国父纪念馆。可惜在维修，没能进去参观。

这个叫大巨蛋，是一个室内棒球场，跟101一样也是台北一个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对，它的正式称谓就叫大巨蛋，真是土到家了。为什么叫大巨蛋，因为台北还有一个体育馆叫小巨蛋。棒球是曾经的美国国球，台湾和日本作为美帝铁杆盟友，棒球运动也相当普及，所以才有了大巨蛋这样的室内棒球场。清华原先是留美预备学校，所以棒球运动也颇有根基。记得九十年代我上学时能经常看见操场上清华棒球队跟日本各地棒球队进行友谊比赛的场景。

胡适纪念馆位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相当于大陆的中科院）院内。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无疑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能来到他的纪念馆，回顾一下他生前的言行、瞻仰一下他的故居，是我的荣幸。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讲得真好，我完全赞同。他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当然了，胡适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胡适跟他夫人江冬秀的婚姻无疑属于人间奇观。一个是儒雅温文、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在当时中国学界叱咤风云，做过北大校长和驻美大使；另一个大字不识几个，裹小脚，最大的兴趣是打麻将，脾气还很躁。俩人不仅撮合在了一起，生了三个孩子，还白头偕老。想想鲁迅、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这些名流都早早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枷锁，断然跟发妻离异而另娶新欢，胡适绝对属于奇葩中的奇葩。我不知道他们的婚姻里究竟有没有爱情，但江冬秀一定觉得过得很幸福。

这张照片猛一看像是啸聚山林的一伙江湖黑帮，其实荟萃了当年全中国最顶尖的人文学者。

胡适跟老蒋其实不是一路人。老蒋是独裁者，胡适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两者的理念格格不入。所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之后胡适一直滞留在美国而没有赴台。胡适曾谴责蒋介石试图谋求第三任总统任期，认为此举违反当时的国民宪法，因而跟老蒋几乎闹翻。直到1958年才接受了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而赴台。

但另一方面，胡适跟老蒋之间尽管时有罅隙，还不至于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有点惺惺相惜。胡适答应赴台担任中研院院长之后，老蒋特意嘱人为他盖了一套住处，就是现在保留下来的胡适故居；还专门从美国购买了一套抽水马桶供其使用。据说，当年全台湾第一个用上抽水马桶的是宋美龄，胡适是第二个。我进去参观胡适故居的时候，在他的卫生间里果真见到了这套全台湾第二的抽水马桶。

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老蒋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谈不上融洽。象刘文典脚踹老蒋之类的轶事在坊间流传甚广。但在抗战期间民族危难之际，以及后来蒋家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关头，老蒋不计前嫌保护知识分子，派专机把第一流的学者撤离到后方，将他们奉为上宾，希冀兴灭继绝的种子有朝一日生根发芽。而不是在仓皇辞庙日，将他们打翻在地，扣上屎盆子，再顺带踩上一脚。这点还是颇让人尊敬。

这就是胡适故居，还原样保留着，里面只有空调机是后来安装的。进屋内参观时不许拍照，所以没能有照片留下来。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这个历史文物陈列馆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其实颇有来头，它里面展出的文物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年成立之后在大陆各地搜罗到的宝贝。

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是当年由傅斯年一手创立。傅斯年以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一呼百应，网罗了当时全中国第一流的人文学者至其麾下。

史语所成立之初，分为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三组，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这三位泰斗级的学界巨擘分别为主任，可知史语所的阵容有多强大。

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两人一生亦师亦友，留下无数佳话。但他们的性格截然不同。胡适是江南的谦谦君子，性格温和，走中庸道路。而傅斯年这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则是北方汉子，做事雷厉风行，脾气有点直来直去。师徒两人走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看过岳南《南渡北归》的想必都了解史语所名义上隶属于中研院，实际上前者的资历比后者更老，所以拥有很大的独立性。说白了，史语所就是傅斯年自己耕耘的一亩三分地。傅斯年在这块自留地里倾注了很多汗水，尤其在八年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到四川宜宾的李庄后，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为文化事业的薪火相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史语所的辉煌岁月也就止于此了。随着内战的爆发和国民政府迁台，史语所树倒猢狲散，从此风光不再。